文 | 韩浩月

一

三叔打电话来，我手机静音，且人在洗手间，没有听到。看到未接来电，给他回过去，他没有接，估计他人在田野，手机忘在家中。

这是我们独特的交流方式，虽然各自都有手机，但联系起来，还有着农业时代的节奏感，不互相这么拨几个来回的电话，是没法通成话的。

大约两个小时后，三叔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，这次一直守在手机边的我，秒接了。电话里三叔的声音有些焦躁，他开口便问我，“麦田烧了，怎么办？”

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无比遥远的话题。他在“怎么办”这三个字之前所说的那四个字，实在是太陌生了。“麦田”，我已许久不下，周末的时候偶尔经过郊区，遇到麦田，会停下车来，站在地边用手机拍照，把手机怼进青青的麦秸丛中，贴着地皮往天空的方向拍，这样拍出来的麦子，在蓝天的映照下，高耸而立，视觉效果不错。

而“烧了”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更为模糊。城市里繁忙有序，到处都是水泥柱子与玻璃幕墙，偶尔失火，也多是通过微信群里传播一下，罕见能看到“烧了”的真实景象。与“烧”有关的文艺作品，也挺少见，最近接触到的，是2018年看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《燃烧》，2020年，他又出版了小说集《烧纸》的中文版。

李沧东如此热衷于表达“烧”这个题材，值得深究。《燃烧》看完后给我留下的印象中，最清晰的部分是，一个年轻人，神神秘秘地出现于多处，点燃着距离人群远近各不相同的草垛、大棚、废弃房屋等，在清晨的迷雾中，在暮色如黛的黄昏里，一处熊熊燃烧的大火，有着明明暗暗的比喻。

那些火堆，能够强烈地吸引眼球，哪怕隔着屏幕，也能感受到火苗的形象通过眼睛的摄入抵达内心后带来的悸动。看《燃烧》的时候，我在不停地猜测电影中纵火者的心理，得到的答案五味杂陈，但不确定我心中答案的哪一个部分，是可以与电影中人相对应的。

火是危险的。纵火则导致危险程度以几何级别增长。但若是火烧在空旷的田野里，且远离森林等易燃地带的话，则又会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浪漫无声地蹿腾，田野愈是空旷，这该死的浪漫愈是绽放如花。

童年时，便出于对这种浪漫的好奇与渴望，一把火点着了紧挨着房屋的草垛，差点连累全家人居住在一起的七八间茅草屋一起被烧掉，至今我还记得点火那刻，内心的清净与澄明。当然，随着火苗升腾、烟灰如死去的蝙蝠成群结队地落下时，无边的恐惧与慌张由之而生。

童年纵火的恐慌早已被治愈，即便是三叔的来电，也没能成功地点燃它。但疑问还是接踵而来：谁会在麦子即将收割的季节，把麦田点燃？是不是路过之人随手丢弃的烟头导致的起火？如果是出于报复，为何要点燃三四家人的麦田？

在电话里与三叔商讨要不要报警、以及询问他有没有麦田买保险时，我一直思索着这些问题，脑海里浮现更多的，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——就像《燃烧》里那个看不清面庞、但动作迅疾、姿态轻盈的纵火者那样。

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一个人在纵火，他是想毁掉一些什么，破坏一些什么，逼迫一些什么吗。他是恨一个人、一个村庄、一片土地、还有无可更改的命运吗……

我没能给麦田被烧掉了的三叔，想到更好的挽回经济损失的方法，但他的这个来电，却把我拉进了无边无际的回忆当中去，那些被遗忘的乡村生活，突然像冲破闸口的大水一样，汹涌而来。

二

相亲的两家人，坐在堂屋里，直奔主题地聊着天，作为当事人的他与她，却像局外人。出于窘迫，他躲到了另一间屋子里，看到自己心爱的驴子被家人打，他走出门去，把驴子牵到驴槽旁，捧了一把苞米喂给驴子吃。

身体有残疾的她，出门上厕所，从始至终，她与他的眼神都没有对接过哪怕一秒钟，但她看见他在喂驴子，就同意了这门婚事。后来她跟他说，能对驴子这么好的人，就一定能够对她好。

他叫马有铁，她叫曹贵英。

这是我在影院里看到的一部电影的开头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隐入尘烟》。我被它的片名吸引，但在看之前并不确定它是一部农村题材。坐在一间位于一线城市、装修豪华的影厅里，看着银幕上土里土气的沙丘、残垣断壁式的农院，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，这反差感当中还掺杂着一些细微的荒诞感与罪恶感，我来不及仔细去分辨这种感触的源头，因为片中那些有关劳作的场面，让我忘记了周遭一切，深深地沉浸其中。

马有铁套上驴子，耙地。耙可以正反面地用两个方式使用。反过来的时候，用于平整被翻过的土地。正过来的时候，耙齿可以深入土地，钩出地里残存的根茬，如果在耙齿内部装入麦粒种子，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播种。无论正着用还是反着用，耙上都要坐着一个人，有了人的重量，耙的功能性才能尽最大可能地发挥出来。没有人在耙上，耙就会轻飘飘的，没法与土地进行深度接触。

曹贵英蹲在耙上，两只手紧紧地抓住耙的框架。她整个人偏瘦，连人带耙的重量，驴拉起来都毫不费劲。蹲在耙上的她是开心的，一个大人的开心，不会像孩子那样显露无疑，而是深藏不露的，她的眼睛在四处观察，哪怕眼神定住，也能看得出来，她的内心是飘的、荡漾的、开心的，她家的男人和驴子，在前面卖力地走着，而她只需要蹲着不动，就可以参与劳动，为家庭做出贡献，这是莫大的奖项和荣誉。

我童年时参加田地里的劳动，最喜欢的莫过于蹲在耙上了。一个小孩的重量是不够，最好是三五个小孩一起上。自己家的孩子不够用，还可以把正在邻家田地里追跑打闹的孩子借过来。再顽皮的孩子蹲到耙上，也会消停下来，就算嘴巴不停，手脚也要老实，不然的话，一个趔趄翻倒在耙下，容易受伤。曾经就有小孩没抓牢，前面拉耙的牲畜跑得又快，整个人被卷进了耙下，身上留下几道血痕。

很少有小孩子热爱劳动，但没有小孩子能够抗拒得到表扬。来自大人的一句承认的话语，会让他们鼓足几个小时的动力，像父辈那样在土地上卖力，直到精疲力尽的那刻才愿意停止。前几辈人，就是在这样的教化下，才逐渐热爱上土地与劳动的。干活的愿望，深深地写进基因当中，哪怕外边的花花世界再好，都不如赤脚站在属于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上的感觉更惬意。

马有铁的个子很矮，目测不过1米65上下的样子，他播种过的土地，到了秋天，苞米成熟的时候，土地由几个月前一片干巴、光秃的景象，变成了一副“森林”的模样。他走在苞米地里，苞米就结在他头部那么高的地方，有的苞米，他需要跷脚才能掰到。那些苞米，真是有一根算一根啊，单独的一根，恐怕就有1斤重，一个手挎的大篮子，一二十根苞米就装得满满当当，每隔一会儿，他就要钻出苞米“森林”，把掰下来的苞米棒子，倾倒在自己用草编扎成的“车厢”中。

我在苞米地里掰玉米棒子（山东管苞米的一种叫法）的时候，身高最多有1米5，那年我上初一，暑热未消的玉米地里，宽大的玉米叶子把田地里的空间“编织”得满满登登，叶子边缘的锯齿划过裸露的胳膊，会留下一道道细微的血痕。几亩地的玉米，似乎永远也掰不完。有一天晚上，掰玉米掰到半夜，在明晃晃的月光下，一个人掰玉米的动作显得无比不真实，夜晚的劳动，有一种不正当性，无论怎么勤恳，都被赋予了偷窃的嫌弃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开始有了要永远逃离种地的初心。

身体残疾的曹贵英，除了行动不便外，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疼痛或者疾病，她莫名其妙地心口疼，在院子里止不住地呕吐，稍微登高一点就头晕……这与残疾无关，这似乎是过去许多农民共有一个的“病症”。

在电影院里，每次看到银幕上曹贵英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如坐针毡，想起来少年时在田地里上化肥、打农药，胃里会有剧烈的恶心，头部也会晕眩，化肥或农药的气味，通过未佩戴任何遮挡物的口与鼻，甚至通过眼睛或皮肤，直接地进入、渗透到了五脏六腑的活动当中，说不定还参与了血液的制造与流动……那近乎于一种诅咒，让人一分钟也不想继续，却又身不由己、争分夺秒地劳作，一秒钟也不愿浪费。

马有铁在一片空地上，像摆八卦阵那样，不停地制作着土坯砖头——在黄土中混入麦草，倒入湖水用脚踏踩，将厚厚的泥浆灌入模具里，成型后再倒出来，一块土坯就此制成。他需要大量的土坯，才能给自己与妻子，以及驴子、鸡鸭、猪、燕子等活口，留出自己的房间或位子。一场暴雨来了，马有铁与曹贵英拼命地把摆放在地面上的土坯聚拢在一起，未彻底晒干的土坯见不得雨水，见了雨水就要现出原形，那是让人绝望的事情。他们找出大大小小的塑料布，罩在土坯上，塑料布用完了，就把自己的身体，当成一块塑料布，罩在那些金贵的土砖上，那个时候，带有温度的肉体，温暖着没有生命的土坯，让土坯具备了某种神性。

险些被我一把火烧掉的那七八间茅草土房，就是用这种土坯建造起来的。我的父亲带着他的五个弟弟（一共六个马有铁），在村庄的边缘，就是这样，一摊摊地和泥，一块块地制砖，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，修好了一家人住的房子。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，地面虽然是土的，但因为经常打扫，再加上来回走动的摩擦，像瓷砖一样光滑洁净。

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出生，趴在地面上哭闹的时候，眼睛离“地板”很近，可以看到微尘，嗅到专属于土房地面的清凉气息。哭累了走出低矮的房门，看到的是同样是低矮的院墙——那个时候，我只能看这么高、那么远，这让年纪小小的我，时常感到沮丧。

22岁时，我到镇上参加工作，拿到的第一份工资，就支付给了开自动收割机的司机，请他帮忙，把几亩麦田里的麦子收了。我的家人们，围在田边，看着巨大的收割机，在麦田里来回奔跑，他们手里的镰刀，都低垂着。从那之后这些镰刀便开始生锈，不但我自己不再下田，也不允许家人再下田，能找机器收割的，就用机器，没法用机器收割的田地，就租给了别人。后来，所在的街道，一股脑地把土地都卖掉了，自此之后，全家几十口人，再没有了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。

我们的大家庭，总计有五十多口人，如今，只有留守乡村的三叔和三婶，还种着地，一季麦子，一季水稻，间插着种些玉米、黄豆、花生等等。每年只有在春节返乡的时候，才会与三叔见上一面，那个时候，也不是劳动的季节，这么多年下来，我早已忘记了他的农民身份。

直到他电话告诉我，“麦田烧了，怎么办？”，我才想起来，那片被烧的麦田，我小的时候，或许也曾蹲在耙上耙过，曾在地头等到送来的煮鸡蛋和稀米粥，曾光着脚在刚被水覆没的稻地里艰难地跋涉过。

三

我也曾在深夜，面对一块干燥的麦田，不确定是否要把口袋里装着的一盒火柴掏出来，将其点燃。乡村的白天，热得四处一片白茫茫，麦芒在阳光下，会反射出刀刃一样的白光。到了夜晚，星空如洗，河水喧哗，虫声鸣啾，一切仿佛都具有阻止人“犯罪冲动”的抚慰能量。

我在夜晚的十点多钟，溜出自己的家门，临走的时候从锅台旁边摸到了那盒火柴。火柴盒里大约还剩下三五根火柴棍在晃荡着。不敢把它握得太松，怕一会儿跑起来的时候不小心搞丢了，也不敢把它握得太紧，怕手心沁出的汗水会把它浸湿，无法擦着。

那块麦田是不是村支书的麦田，我不太确定。在白天的时候，目测过他家的麦田距离我家大概隔着三块田地，我数过田埂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但到了夜晚，又不禁犹疑起来，到底是三条田埂还是五条田埂？这种犹疑，再加上夏夜让人惬意的风，迅速让我熄灭了内心的冲动。我坐在麦田边上，开始欣赏起月亮。

夜晚的麦田，像星空那样神秘，每一棵麦子都是独立的，它们不像白天那样，拥挤纠缠在一起，它们随着夜风在舞蹈，麦穗与麦穗互相击掌。无法辨别方位的虫、蛇、飞蛾等等，在麦田里一刻也不安宁地行动，它们制造出的声响，是夏夜的洪流，让人无法忽视，我不敢加入到它们的聚会当中，或者说，也不愿意打扰属于它们的自由，当天光亮起，农人手举着镰刀从不远处走来，那就是它们仓皇逃走的时刻。

村支书是一个不高不矮的胖子，冬天的时候会穿一件黄色的军大衣，夏天的时候则是一件白色印红字的背心。在他穿着黄色军大衣的季节，他带领一群人连续骚扰了我的几个叔叔家，因为其中的一个叔叔超生，其他的家庭连坐，他们白天踹门，扛走了成袋的麦子，夜晚翻墙，吓哭了还在睡觉的孩子，在目睹这一幕幕之后，一颗“复仇”的种子就此种下，一个刚上了四五年级的孩子，心里有了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”这八个字，但我等不到十年了，在孩子的心中，十年太过遥远，也担心真的十年之后，一切都已忘却。

在麦田边上，呆了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我悻悻地往家走，那盒被手汗浸湿了的火柴，顺手扔进了路边的小水沟里。之所以放弃点燃麦田，是因为预感到了，如果这片麦田化为灰烬，第二天的时候，就会有女人跪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，那不仅仅是一片麦田，也是一个人、一家人的命。

在不同的年龄段，都有朋友表达过，说在你身上看不到过去的痕迹，好像你的心里没有什么恨意。他们不知道，我在很小的时候，就找到了消解恨意的办法，这办法没法分享，因为它来自于天与地，来自星空与露水，来自一万亩麦田，如果这么告别别人的话，多少都显得有些玄学。

几年前，三叔的宅基地被村里征用了，新的村支书（老村支书的儿子）答应补偿的新宅基地，一直没有兑现，三叔给我打电话，“他耍无赖，怎么办？”。那天晚上我喝了点酒，拨通了村支书的手机，村支书说我多管闲事，我说这事你既然承诺了，要是不办到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，他说怎么个不客气法？我说等我回去时，把你家麦田一把火点了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说老同学，我不信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，刚才和你开玩笑，三叔的宅基地，一定会办的，放心。

时隔多年之后，终于在口头上，把村支书家的麦田“烧”了一次。

四

第一次带女朋友去麦田的时候，是割麦子的季节，家人给了她一把镰刀，这是打算考验一下，她是否具备成为“媳妇”的素质，她走进麦田，手握镰刀，割了大约十几棵麦子，就说哎呀太阳太毒了，我要晕倒了，于是，在一家人狐疑的眼光和个别同辈人的哈哈大笑中，我带着她狼狈而逃。

为了和她结婚，也为了自己不再种地，这一逃就逃得远远的。在城市里，我身上的“疾病”不治而愈，不再晕车，胃不再痛，头也不再发昏。我坐在高耸入云的写字楼里，写一写有关乡村与农业的文章，把它们写得清新、生动、富有想象力，但一个字都没有写到麦田里滚烫的热浪，藏在衣服深处的麦芒断刺，打麦以及扬麦时糊住整个口鼻的灰尘。

麦田，被我诗意化了。就像很多逃离了土地的人所做的那样，辛苦的记忆在慢慢地被淡化，取而代之是，是惆怅的回忆，是淡淡的向往，是想重新走回去再握一把镰刀的冲动——这真的是一个说不好是好是坏的“诅咒”，它如影随形，最好的做法，是点一把“火”把那些记忆全部“烧”掉。

我被城市驯化成了另外一种人。出门见人的时候，要穿正式的衣服。乘坐地铁的时候，知道站在第几个候车位，才不至于太拥挤。在散发着香水味道的商场里，对两侧的奢侈品店视而不见，不再自惭形秽。去看几万人的演唱会，也去酒吧看小型的演出。笨拙地用叉子吃牛排，把红酒当成啤酒一饮而尽。看最流行的电影，知道网上刚刚兴起的流行语。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，每天接受无边无际扑面而来的信息暴雨……

但是，三叔的电话打来之后，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的梦里，“燃烧的麦田”这个意象，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桓不去，只是已经没有火光冲天的景象，剩下的只是一片黑糊糊又潮湿的画面，土地经过大火的烧烤以及雨水的降温之后，如同蒸煮过的纱布，软趴趴地，风吹过来，没有任何的烟灰浮动，但空气里分明有烟灰的气味在飘荡。

我是一株幸存的麦子。在大火发生之前拔腿而走。在提心吊胆地活过一二十年之后，这株麦子没有变瘦也没有变肥，没有成熟也没有枯萎，没有扎根繁衍也没有变成别的植物，依然是一株麦子。

一株麦子与一场大火之间，有着物理上的距离，但也有着宿命中的关系。麦子不会渴望自己燃烧起来，但没法保证麦田会被一把火点着。被收割的麦子，游走他乡的麦子，进入谷仓的麦子，都是没有脚的，他们没法再通过步行的方式，走回到自己最初萌芽的地方。

况且，麦田已烧。最后的一个理由，已没。